杨圣敏: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69年前的反思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孔敬/摘编 日期:2018-06-29 浏览次数:238

现代意义的民族学社会学都是一百多年前从西方舶来的学科。一百多年来这两个学科在中国已有很大的发展,但距离国际舞台的中央还有不小的距离。如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民族学社会学学科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49年,一批学界前辈曾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当年形成的共识,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一份69年前的会议记录

1949年6月10日,在燕京大学燕东园 (即在时任燕京大学民族学系主任的林耀华教授家中) ,举办了当时在北平的几乎所有著名民族学社会学家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主题是检讨学科过去几十年的成败得失以及在新形势下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

会议记录稿中清楚地陈述了他们当时对旧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总体评价:这几个学科的理论完全沿袭西方,而且学者们的出身、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是以小资产阶级立场来研究中国社会,主张的是改良而非革命;这几个学科研究方法的特点是主张实地研究,着重实际,比旧社会其他社会科学更能接近基层群众,因此其研究方法相对来说有优势,但这个优势在几十年的研究中未能发挥出来;在旧中国,这几个学科的学者们既不敢反抗旧统治者,又不能为劳动大众服务,其研究不敢触动中国社会中最核心和最尖锐的问题,避重就轻,脱离实际,对社会的贡献很小,结果是这几个学科在社会大众和统治者眼中都不受重视。

笔者认为,前辈学者们的这些总结和评价是合乎实际和中肯的。以下,本文分两个部分就他们的总结和评价给以简要的注释与分析,以帮助读者对其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二、对旧民族学社会学界的认识

(一) 沿袭英美改良主义学说

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都移植自西方,而西方的民族学历来划分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西方传统民族学两大体系。在国际学界,西方传统民族学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这两者在微观和中观层面上的研究往往是互相借鉴甚至是共享的。但由于在政治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不同,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解释上,双方一直有鲜明的差别。

从立场上看,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主张社会革命,彻底消灭私有制,推翻旧社会制度。而西方主流的民族学则主要从微观、中观角度对社会文化开展调查研究,较少从宏观角度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探讨,不主张社会革命。

从世界观上看,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也就是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当时,欧洲人普遍接受人类“超自然起源说”,认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制度都起源于神的创造,并将其视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

在技术性的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西方主流的民族学并无区别。但在指导性的研究方法,即方法论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分析工具,即阶级冲突分析法、社会历史分析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分析法、自然环境与物质环境分析法等唯物主义的方法。

从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看,旧中国民族学界属于西方主流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有着明显区别。

(二) 学科的起落兴衰与社会贡献

一个学科的发展前景,与她在社会中的功用、她的社会影响密切相关。如今,当我们翻阅旧中国数十年间,民族学社会学界的研究,尽管成果颇丰,而且从学术水平上看,多有精彩的篇章,至今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但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研究的主题都回避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问题。

19世纪晚期的中国,内忧外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开始向西方学习各种改良社会的新思想,民族学社会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西方传入的。

在民国之初至20世纪30年代,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和国内军阀间的兵连祸结,致使民不聊生,国家分裂。面对日益激化的国内外矛盾和混乱的社会局势,民族学社会学研究却少有直接针对时弊和统治者的分析与批判。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多数学者对学术研究应用于中国社会之改造的意识尚无共识,有人甚至对此比较淡漠。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使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界与其他学界一样惊醒,遂全力投入到这场全民族的斗争中,围绕抗日救亡重点开展了边疆民族研究,从而推动民族学社会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策划满蒙独立,中国边疆危机。加强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研究,已成为救亡抗日的需要。加上当时东部沿海各省相继沦陷,高等院校大规模向西部和边疆地区转移,边政学一时兴起,使得民族学社会学家们也随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西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

抗战时期民族学社会学界研究重点的西移,既开拓了西部少数民族研究的新领域,也为巩固边疆和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做出了贡献。遗憾的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以民族、国家核心利益为重点,围绕社会核心焦点问题开展专业研究的做法,却没有在抗战后继续保持下来。

1949年6月,民族学社会学界领军人物在全国解放前夕的反思,正是在这一点上感到愧疚。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实践性学科,其研究的重点只有投放于社会实践的主流与核心,才可能在社会上获得更多承认从而得到发展。旧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始终未介入时代的主题,未敢触动中国社会中最焦点的问题,避重就轻,因此对社会的贡献很小是一个事实。

(三) 旧传统与阶级出身的影响

旧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对社会的贡献很小,还有旧传统与学者们阶级出身的影响。

从客观条件上来说,在西方创建的民族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传统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与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不足以研究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又复杂的社会。关于这一点,早已成为国内外民族学界的共识,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学界始终没有解决的困境。从主观上来说,中国很多知识人的学术活动缺少将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特别是缺少与普通大众相联系的传统。

三、民族学社会学界在1949年前后的转变

(一) 世界观的变化

69年前在燕京大学燕东园的这个会议上,当学者们面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面对那个由于有无数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才创建起来的,受人民拥护的新政权即将诞生的时刻,相信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其中有敬佩、有欣慰,也必然会有深深的愧疚。尽管会议记录用语简略,但短短数语,已清楚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的这种心情。民族学社会学界领军人物在燕京大学燕东园召集的这次会议,在会议记录中表述的共识,其实也代表了解放初期中国知识界多数人的想法和心情。

基于以上想法,解放初期,民族学社会学界的学者大多都是抱着真诚的态度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工作的,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不仅要在行动上跟上形势,在思想上也有学习和改造的必要。

(二) 对今后走什么道路的设想

从会议记录的第二部分可以看出,学界领军人物的这次会议并没有停留于检讨学科发展道路上的误差和表达惭愧的心情。他们肯定了这个学科的优势——即实地研究的方法。他们对于学科今后如何发展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其一,研究要采取马列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其二,研究要结合时代主题,能为政府所参考,也就是说,要在解决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发展民族学社会学;其三,教学的目的是培养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学生。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性质决定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实证的方法为基础去开展。只有走结合时代主题、社会实际开展研究的道路,才可能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并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研究要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在这条道路上创建学科理论和方法,才算是学科的中国化。

(三) 民族学今后应如何改革

在69年前的那次座谈会上,对于以往学科发展道路上的失误和偏差,学者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还对民族学社会学此后应如何改革,如何发展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共识。在会议记录的第三部分,对他们的共识有清楚的阐释。归纳起来就是:第一,“过去社会科学分门别类,彼此互相对立之状态,允宜打破”。也就是彻底打破传统上学科划分的壁垒,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倡导多学科综合研究。第二,要围绕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学科理论也就在这种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总结和发展。学校的教学也要在这种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中培养学生,重点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的能力。

四、总结

当我们重读69年前会议中学者们所达成的共识,确实感到了其洞察之准确深刻以及在中国民族学史中的里程碑意义。20世纪50-70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曾被取缔,高校中的民族学专业也被大大压缩,仅存在于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部之中。过去的学科史著述多将这个历史的错误归结为政府和社会对这几个学科的不理解和不重视。重读69年前的这份记录,我们就会在以前的总结之外,看到学界本身的一份责任。当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科较长时间回避社会中最重大、最核心的问题时,社会本身就会忽视甚至将其抛弃。其实,69年前的这次会议上已经表明了学者们的这份歉疚和担心,并且已经说出了这个道理。如何让一个曾经不太受重视的学科成为受社会尊重的学科?如何繁荣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新中国69年以来的研究实践证明: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是不科学的。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社会学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走向世界前列和舞台中央的唯一正确道路。

 

(摘编自《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69年前的反思及其当代意义》,孔敬/摘编)

(作者简介: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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