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国农民苦难的缩影———记我的舅舅田文葵
作者:邸永君 日期:2017-05-02 浏览次数:1416

1985年 舅舅留影于固安 时年55岁 (邸永君拍摄并冲扩)

1985年 舅舅留影于固安 时年55岁 (邸永君拍摄并冲扩)

此文作于十年前,旨在献给历尽苦难的前辈们,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深深怀念与尊敬。我以史学博士的学术信誉向读者保证,我所叙述的一切,包括人名、地名均是真材实料。伴随着乌飞兔走,而今,舅舅已辞世三十年矣,重新刊布,以示缅怀。——邸永君

 

    众生皆苦,这是悲观主义的论点。对不少生活无虞的文人来说,出此言时大都是在“为赋新诗强说愁”,体现忧郁情结而已。而真正饱经苦难的人,若能缄默无语,体现深沉,世人便认为是达到了某种境界。我的舅舅不是文人,只是个识不了几个字的农民,或许是不善于哲思,或许是觉得命当如此,或许是无暇叹息,所以,对于自己经历的一切苦难,尽管在我看来,其时间之长,程度之深,几乎是常人难以承受的,但他却总是娓娓道来,不嗔不怒,其语气之轻松,情绪之平和,倒像是在叙述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毫不相干的人身上的故事,这恐怕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我是伴着他的这些故事长大的,当时也许是司空见惯,也许是不懂事理,所以并未产生强烈的震撼。但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感受到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才慢慢产生出对舅舅遭遇的同情,对他心理承受力的钦佩,尤其是对他深藏于内心深处并带到阴曹地府的无穷的痛苦的理解。进入中年以后,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以至萌生了将他的真实故事告诉世人的想法。
    舅舅生长在冀中平原上的沧州地区任邱县。在我很小的时候,因我姥姥长住我家,所以他几乎隔上几个月就会来住上几天。他穿一身黑色的中式衣服——对襟上衣,并用一根粗绳系在腰间,斜插着一个旱烟袋;勉裆夹裤,用布条系住裤脚,脚上是圆口一双布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条包在头上的白色鱼肚毛巾,前面齐额,系于脑后,与当时电影《地道战》中高老忠、赵区长、以及假武工队员孙进财等人的打扮毫无二致。他说一口很有特点的任邱方言,抑扬顿挫,极富乐感,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嗯呐”(表示同意和肯定时的用语,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对”)。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只是有一个门牙特长,闭嘴时也会露在外面,与当时电影中那些阶级敌人的形象很有些类似,给人以不象好人的感觉,但我还是感觉到他的亲切。他不象我父亲那样严厉,那样居高临下,而是平等地与我交谈。父母很忙,几乎没有时间陪客,舅舅除了和姥姥聊些家常外,便经常出去闲遛,而且总是乐意带上我同行。甥舅二人一前一后,走遍了固安县城里的大街小巷的和城外的丛林荒野。那是六十年代初期,我只是刚刚记事的小小顽童,舅舅不屑与我多谈,一般是我在头前领路,舅舅在后跟随,其间他旱烟一袋接一袋,不抽烟时,则倒背着手,烟袋在他的腰间一甩一甩,很有节奏。这样不计时辰,转累了便回家吃饭。在他与姥姥的交谈时,我经常在旁静听,隐隐也感觉到农民生活的艰难。姥姥通常是寻问村上的老人,舅舅回答最多的是“饿死了”或“病死了”,而后母子二人便相对叹息,继而默然无语。
    随着时光的推移,我逐渐长大成人。姥姥患头疼病(实际上是高血压所致),记忆力如江河日下,对故乡发生的一切变故,越来越显得漠不关心。而我对他所讲述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便渐渐变成他的主要交谈对象,当然是他说我听。下面要讲的故事,就是将二十余年我所听到的个个片段稍加整理,真实地记述一位历尽苦难的中国当代普通农民的一生。
    舅舅生于1930年,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两个妹妹。因在男孩儿中排行第二,所以我们叫他二舅。姥姥家的村子叫田家庄,田姓是村中主姓。姥爷上过私塾,粗通文墨,为人忠厚老实,家境又殷实,因而长期被推为村长,所以七岁之前的二舅生活也可算得上平静。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53军一部溃退至任邱境内,某连宿营于田家庄。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军纪极差,抵御外侮不足,但弹压百姓却绰绰有余。姥爷怕遇危险,便逃到村外暂避。入夜后,村中戒严,哨兵林立。姥爷惦记家中亲人,想偷偷回家看上一眼。姥姥家在一十字路口南数十步,家门朝西,再往南不远,即是村边。午夜时分,万籁俱寂。姥爷乘着浓浓夜色由村南摸到自家门口,刚要叫门,恰在此时,被站在十字路口的哨兵发现,此时的溃兵犹如惊弓之鸟,对一切可疑的情况都深感恐惧,于是大喊:“口令!”边喊边举起大枪,瞄准黑影。姥爷土老百姓一个,哪知口令为何物?其恐惧更远甚于哨兵,闻声转身即往南跑。哨兵以为是敌探,顺手便是一枪,姥爷应声而倒。哨兵追到近前查看,姥爷尚能说话,告之原委。值班军官也因伤及百姓而内疚,便差人通知家属,将姥爷抬回家里,一家人哭成一团,众溃兵扬长而去。二舅对当时的情形记得非常清楚。子弹从后腰射入,从下腹穿出,伤口有核桃那么大,鲜血和着尿液缓缓而出。姥爷只叫口渴,喝水无数,声音却越来越微弱。众人束手,情急之中想起请医生。由姥爷的一个兄弟带上年仅七岁的二舅,到邻村去请中医。此人医术在当地小有名气,平时即与姥爷有交,但一听是被枪所伤,或许是怕祸及自身,或许是无能为力,不管怎样哀求,就是不肯动身。讨教救人方法,此“名医”说:“你可宰一只鸡,用鸡翅塞到伤口之中,几天后即可痊愈。”无奈之余,只好无功而返。姥爷已是奄奄一息。众人急忙按医生所授之法急救,姥爷大叫一声,便昏死过去。久之,微微睁开双目,吃力地环视左右,嘴角抽动,有话却无力说出。突然间身体上弓,气绝身亡,圆睁的双眼里流出两行浊泪,浸湿了枕席。身下的鲜血以从床上流到床下,大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无辜被害,又眼睁睁看着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样,姥爷年仅三十八岁便撒手人寰,丢下姥姥加上五个未成年的儿女,最小的老姨还不到两岁。这次殃及池鱼式的灾难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也把二舅推进了苦难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一直到死。
    姥姥是一个受过传统教育的坚强女性。她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后来长期担任塾师,有名于家乡一带。姥姥从小耳濡目染,识些文字,在同代人中,显得有点眼界。而正是这点眼界,更加重了二舅的苦难。姥姥认为,男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必定是要吃苦的,女人不应吃太多的苦。而要想不让女人吃苦,就必须让她们读书。因此,她一反村里其他人在读书问题上重男轻女的做法,坚持不让儿子们上学,却含辛茹苦,历尽艰辛,让她的两个女儿(我的母亲和老姨)读书。为此在漫长的时间里,她受到的压力之大,是当今的人们所想象不到的。但姥姥不为所动,心如磐石。我可怜的二舅为此做出了牺牲。自从失去父亲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家里的重要劳动力。下地种田割草,回家喂猪喂羊,真是黎明即起,午夜方息。但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从无怨言。不仅如此,由于任邱是敌占区,白天是日本鬼子强迫出民工,修公路,挖壕沟,建炮楼,每家摊派,不去“死啦死啦”的;夜幕降临之后,游击队便不知从何处钻出,且活跃异常,派民工去掘公路,填壕沟,不去就是汉奸。用二舅的话说,咱谁也惹不起,谁叫也得去。这样,在盛夏的炎炎烈日下,在严冬的凄凄夜风里,在挖沟修路、掘路填沟的人群中,总能找到一个瘦小的身影,他衣衫蓝缕,蓬头垢面,象牲畜一样被呵斥着、驱赶着做着毫无意义的重复劳动,一直到日寇投降。
    古人云:苦去甜来。但此话不适用于二舅。任邱解放较早,土改运动轰轰烈烈。说来也巧,姥爷的一个叔叔无子,按家族的安排由姥爷过继。尽管姥爷早逝,姥姥还是履行了为二老养老送终的义务。当然,这些义务基本上是由两个舅舅完成的。二老先后去世后,继承了一个庭院,而几亩土地已因二老的两个女儿坚持大办丧事而变卖。正在此时,土改开始。田家庄弹丸之地,众村民多穷困潦倒,姥姥家本属殷实,有两个庭院,共十余间房,另有土地二十亩;为了保住这些祖产,姥姥一家省吃俭用,起早贪黑,姥姥靠纺线卖钱,供两个女儿上学。两个舅舅都学会了木匠、瓦匠、小炉匠等手艺,农闲时便外出做工,这样也不过能聊以糊口而已。但比较起来,其他人家大都更穷。较富的几家又精明过人,得知土改风声,便急将土地、房产变卖,作穷困潦倒状。而姥姥家既不识时务,又运气极差,在最不恰当的时候继承瓦房五间,已成为村中富户。土改开始时,二舅仅十几岁,却作为清算对象被关进私设的班房。天天让交代有多少浮财,积极分子们如狼似虎,不说要打,说了嫌少,还要打,省吃俭用省下的一点生活用品连同祖上传下来的大部分土地,以及两代人几十年抚养老人继承来的庭院都被拿走分掉,唯一得到的就是一个让我们很长时间内都不愿启齿的称号——富农。二舅后来曾对我说,当时挨那些二流子的欺负和折腾,干活的、过日子的正经人倒有了罪了,真是想不通,窝囊啊!几回想到过死了算了,但又一想,娘年轻就守寡,吃不完的苦中苦;哥哥胆小怕事,早就外出避风,不知去向;姐姐已经出嫁,指望不上;两个妹妹还小,我要是死了,一家人可怎麽办?成天价坐在班房的烂草垫子上发愣,抽旱烟袋就是那时候学会的。总算是活过来了,活活地让人扒了一层皮呀!
    从此以后,二舅便背着富农的牌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两个妹妹还算争气,先后考学走出了田家庄。大妹香莲(我的母亲)考取固安中学,固安距任邱二百里,当时交通不便,是靠二舅用手推车送去入学的。二舅回忆到,这段路需要走两天。第一天住新镇,第二天下午才到固安。回去时空车,便一路小跑,第二天一早就到家了。后来母亲在固安找到了归宿,父亲是县政府的科员。很快,姐姐便出生了,又是二舅用手推车将姥姥送到固安,从此姥姥便留了下来,直到去世。二舅与邻村的一个老表亲的女儿结了婚,大舅、二舅也很快就分了家,每人一个院子。其间二舅经常来固安探望,多是推着手推车,带上些新下来的农产品,回去时将一些旧衣物等带回家去,聊补所需。
    我的大舅生性懦弱,年轻时被征去当了八路,第一次参战就开小差跑了回来。四清时,他任生产队会计,工作组以他成分高,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其实大舅无任何问题,但一听要被审查,竟当时就浑身冒汗,双腿颤抖。一天滴米未进,第二天一大早便独自出门,从此再未回来。两天后,在村南的水井中,找到了大舅的尸体,丢下大妗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后来,大妗子在开粉碎机时出了事故,被轧掉四个手指;二表哥因长年受欺负,得了精神病,成天疯疯癫癫,到处游荡。大表哥结婚早,先后有五个孩子,自顾不暇。因此,大舅一家不也一直要让二舅照顾,真是雪上加霜。
    其实,这种生活可能是那一代人都经历过的。但二舅总是运气极差,祸不单行。二妗子(舅母)自幼体弱多病,外不能种田,内不能理家,还要经常吃药,因此尽管二舅多才多艺,拼命干活,家里总是入不敷出。据二舅讲,家中几十年中未添过一样新物件,穷得叮当响。他们先后生了五个孩子,都是既聪明能干,又听话懂事。但由于家境所限,除老五(名老幺)外,无一人读到过高小,便辍学参加劳动。尽管一家人起早贪黑,却从来没吃过饱饭。三年自然灾害时,村上的人都饿得全身浮肿,扶着墙走路,一家老小差点儿全被饿死,多亏我父亲当时任公社书记,给他们找了些玉米轴、花生皮、麦麸子,才度过难关。记得文革期间,有一次二舅骑一辆破自行车(农民自造,外号铁驴)来我家,说家中揭不开锅了,父亲用家中省下的粮票买了几十斤粗粮,让二舅驮回家。早晨出发,晚上却又折回来,一脸的焦急和沮丧。原来是在霸县被人扣下,怀疑是投机倒把,让回来开证明信。霸县离固安有八十多里,这一去一回,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给二舅带的干粮,他都舍不得吃,就想着家中无米下锅的亲人,可这次是怎麽也赶不回去了。第二天,拿上证明信,才取回了那几十斤救命粮,真是可怜又可悲。生老幺时,二妗子病情加重,每日吐血,二舅心急如焚,束手无策。二妗子将她珍藏多年舍不得动的陪嫁的二十块袁大头取出,二舅拿到我家要求换成现钱买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麽多大洋,它们被裹在至少十层已经泛黄的旧报纸中,装在一个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布袋里。我注意到,二舅捧着这些大洋时,眼里含着泪花。回去不久,即传来二妗子的死讯。二舅事后对我讲,你二妗子挺仁义,最后差一天我就要扒房为她治病了,她就在头天夜里咽了气。
    二妗子死后,家中比原来轻松了不少。随着改革开放,农村取消了成分,二舅以多年的忠厚、勤劳,又是能工巧匠,在村里威信很高,被选为乡人大代表,这是他一生中最舒心的一段时光。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经济情况也有所好转。此时的二舅,有时也会谈笑风生,似乎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1981年,姥姥以八十三岁的高龄在固安去世。她因着力培养两个女儿,后半生躲过了不少苦难,最后又得了老年痴呆症,对后来发生在她子女身上的一系列灾难——大舅自杀,大姨、老姨患癌症过早死去竟一无所知。而二舅无疑是这些苦难的主要承受者。但二舅却一直为无力赡养母亲而深感内疚。按任邱的风俗,要将姥姥接回家乡安葬。二舅带着重孝,来接自己的母亲回家。汽车临行时,二舅给所有送行的人逐一磕头,称为“孝子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二舅号啕大哭:“我对不住娘啊,对不住妹夫、妹妹,我这个废物,连自己的娘都养不起,还让全家人跟着我受罪。”看着一位鬓发斑白,衣着破旧的老人涕泗横流,听着那撕人肺腑的哭声,在场的人都跟着唏嘘呜咽,我们一家人更是泣不成声。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年以后,我调入华北油田下属的职工大学工作。因油田总部设在任邱,使我有机会多次去探望二舅。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既熟悉又陌生的院落门前时,真是百感交集,心情许久不能平静。表妹继云第一个发现了站在院中的我,尽管我们相互熟知,也见过照片,但从未谋过面。她打量了我片刻,突然兴奋地大喊:“表哥来啦!表哥来啦!”全家人都涌到屋外,那欢天喜地的气氛宛如昨日。在二舅家的百年老屋里,我似乎感觉到时间的凝滞。灰暗的土墙,漆黑的屋顶,黄土铺成的地面,坑坑点点;环顾周围,家徒四壁。墙上挂着一个旧象框,里边镶嵌的大多是我家的照片。其中我们兄弟三人的满月照,因是光腚,在我们半大不小时都被各自偷偷毁掉了,因此我家已无法找到,在这里却保存得很好。再看用着的破桌烂凳,都是二舅用木材的下脚料拼制而成的,外观粗糙,不伦不类。在窗台上,我发现一个破茶缸子,上面“议论堡乡人大代表大会赠”的字样依稀可辨。问起二舅,才知道他当上了人大代表。可他对此神圣使命反应冷淡:“那就是个摆设,就跟这茶缸子一样。”我学着二舅的腔调说:“嗯呐!”引得全屋的人哄堂大笑。我提出到外面走走,这回是二舅给我当向导。趁着月色,我走遍了所有摧人断肠的“景点”,二舅语调平静地重复着过去发生的一切。在破旧的院门外,我似乎看到了姥爷中枪后那蜷曲的身影,好象听到了那一声声痛苦的呻吟;在村南的枯井旁,我眼前弥漫着大舅不散的冤魂;在村边废弃的班房里,我耳边回荡着贫下中农们惊天动地的口号。在同样破旧的北院里,我见到了我那苦命的大妗子,她挥动着伤残无指的“手”,缺齿漏风的嘴中充斥着进了田家门以后的厄运和苦难;也见到了我那患精神病的二表哥,只见他蓬头垢面,衣冠不整,但情绪高亢,笑声朗朗。他嬉皮笑脸地向我讨要点儿零钱,好去买盒烟抽。二舅在旁说道,“这些年来,全村上就属他活得最得(音dei 上声,快活的意思)!”我沉默良久,心中却似翻江倒海,久久无法平静。
    当得知我的孩子快要出生时,二舅许愿要送一件礼物,“我要做一把小椅子送他,保准结实,一辈子也坐不坏的!”果然,儿子出生后不久,二舅带着他用下脚料制作的小椅子来到我家,椅子上没有用一个钉子,但非常牢固。儿子是坐着这把小椅子长大的。后来,许多当年的家具都被淘汰,但这把小椅子却仍然保存完好,纹丝不动。它必将成为传世之宝。
    1987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楼下汽车的轰鸣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俯瞰窗外,只见弟弟一脸焦急,频频示意叫我赶快下楼。原来是二舅病危,捎话要见我们一面,父母、哥哥、弟弟和我马上起程。汽车飞速南行,我心想此次二舅一定是凶多吉少。他平时旱烟一袋接一袋,经常是咳嗽不止,频频吐痰,憋得泪流满面,脸色通红。劝他戒烟,他从来不听,有一次他说道:“再不让我抽两口,我这辈子就没一件痛快事了!”劝他去看病,他更是不以为然:“哪有那麽娇气,这辈子从来就不知道什麽是病。”这次他突然要见我们,肯定是到了最后关头了。果然不出所料,赶到任邱医院,二舅的病床已是空空如也。护士说:“昨天晚上就咽气了,拉回家去了。”我们急奔田家庄。
    田家庄的道路比以前更加残破,汽车在蜿蜒的乡间土路上颠簸,后面是飞扬的尘土。院子里到处都是人,堂屋中间,在姥爷当年咽气的位置,静静地躺着我尊敬的二舅。我深情地注视着这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憔悴而苍老,比从前消瘦了许多,已是皮包骨,满脸的胡须花白,眼睛半睁半闭,嘴巴微张。他满口的牙包括那颗长牙几年前已经脱落,镶了一口假牙,洁白整齐,显得非常慈祥。他象是辛苦劳作了一天的农夫,进入了沉沉的梦乡。从表妹的哭诉中我们得知,二舅近半年来体力大减,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直到前天早晨,终于无力起床。大家提出送他去医院,他坚持不去。众人连抬带抱,把他送上手扶拖拉机,就在院门口姥爷遇难的地方,二舅有气无力地对送行的人们说:“没事,别惦记着,一会儿我就回来。”路上,继云问:“要不要通知我二姑父?”二舅回答道:“没事不要麻烦他们。”到医院时,二舅已身似软泥,站立不住了。医生稍做检查后便确诊为肺癌晚期,早已扩散得全身都是。医生责问,为什麽不早治?病人就没说过不舒服?这种全身扩散带来的疼痛,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难道病人就没有反应?众人无言以对。再看二舅,已昏迷不醒。经抢救,第二天,二舅苏醒过来,自觉来日无多,便说:“叫你二姑全家来,我有事要托付给他们。”当时通讯还不发达,长途电话半天都接不通。过了一会儿,二舅便大喘气了。他吃力地说:“告诉你二姑父,几十年尽麻烦他,这回还是要托他一件事,老幺的病,求他帮着找医生给治好。”说完便咽了气。二舅带着重重心事离开了这个对他而言不值得留恋的世界。但是,全村的人都深深地怀念他。村上所有的房子都留有他的汗水,所有的人几乎都曾得过他的恩惠,他有求必应,招之即来,从来没收过乡亲们的一分钱。今天,所有的乡亲都来为他送行,以至院里院外到处是人。几位老人在默默垂泪,喃喃地重复着一句话:“小葵是好人呐,好人不长寿啊。”出殡时,棺材已到了墓地,送葬队伍还没完全走出村子。二舅在经历了五十七年的苦难以后,终于可以安睡在父母、哥哥和妻子的身边了。下葬时,我跪在坑穴旁,目送二舅的灵柩缓缓入穴,环视左右,跪送二舅的人群黑压压一片,有几百人,也称得上死后哀荣了。
    二舅的心事是老幺的前程。老幺或许原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出生,直接导致了他母亲的去世。与全家所有人的精瘦体态大相径庭,他从小就奇胖无比,很象文学作品中的地主少爷。他记忆力强,学习成绩在村上名列前茅,二舅决心加以培养,这在经济情况开始好转的当时,已经是可以做到的了。老幺的确聪颖过人,尤其擅辩,一家人加在一起也说不过他。二舅常把他挂在嘴边,引以为自豪。但好景不长,老幺到十一二岁时,就不再长高,却一味横向发展。大腹便便,面如满月,脸色潮红,毛发特重,稍有常识的人一眼便知他绝非正常人。但二舅却认为,老幺一身赘肉,全是由好吃懒做引起,硬是强迫他下地劳动。老幺体力极差,走到地里已是气喘嘘嘘,汗流浃背。未干几下便坐在地上,任凭你怎麽叫也不起来。二舅大为光火,认为田家世世代代从未出现过这种懒蛋,经常用绳子把他拽到地里,强迫他劳动。终于有一次致使老幺口吐白沫,昏死在地头。送到医院一量血压,竟高达200毫米/汞柱。医生告戒二舅,这孩子患有内分泌疾病,很有可能是柯兴氏综合症,最好是及早治疗,否则预后不良。二舅似懂非懂,以后便不再强迫他下地,但也从未想过给他治病。到二舅临去世时,老幺已是病入膏肓,经常是整天躺在炕上,体重近200斤,一动便感到头晕目眩,学校也不能去了。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无力给他治病,曾几次要求去找二姑父,都被严词拒绝。二舅说:“咱们家给人家添得乱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张嘴了,你就将就着吧!”其实,二舅看着唯一的希望将要破灭,心境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弥留之际,以托孤的方式提出了他久存于心而又难以启齿的要求,焉有拒绝之理?
    老幺与我们同车回到固安,并很快赴北京进行了彻底检查,确诊为柯兴氏综合症,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做手术切除肾上腺的增生部分。医生说,实际上患者早已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效果不能保证。但老幺坚持要做手术,他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想圆读大学、当学者的七彩之梦。手术后,老幺很快消瘦下来,但随之而来的是整日的萎靡不振,体力锐减。一天,老幺象中邪一样,一定要回家,回到他自己的院子,谁劝也不听。无奈之下,由他的二哥将他接了回去。其时,姐姐们都已出嫁,哥哥们都另盖了新房。真是昔人已去,庭院空空。老幺自己住在这废弃多时的院子里,不肯迈出院门一步,靠哥嫂们送饭维持生活。他终日沉思,默然无语,变得越发孤僻古怪。终于在几个月后的一天清晨,二哥来送饭,怎麽也叫不开门。一种不祥的预感促使他翻墙进院,破门而入,发现老幺躺在他爷爷、爹爹曾经停尸的堂屋正中,伴着他所有读过的书籍,安详地死去,全身已经冰凉。此时,他年仅十七岁。从那时起,这个百年老院便再也无人居住,一直荒废至今。
大舅的老宅也庭院空空。大妗子为她的孙女带小孩,住进了任邱城里。二表哥后来走失,家人寻找数日无果,只好由他去了,至今杳无音信,大概早已驾鹤西归了吧。
    二舅的后人们远比他们的父母幸运。两个女儿勤劳俭朴,家境殷实;两个儿子老大长于种田,靠种大棚菜致富;老二长于瓦木匠,常年在油田包工挣钱,收入甚丰。他在离旧宅不远处盖起了十余间宽大的瓦房,雕梁画栋,几净窗明,门楼宽阔,庭院深深。与老宅相比,有宛如隔世之感。我经常想到,象二舅那样那样的能工巧匠若在今日,肯定会发家致富,怎麽也不会潦倒终生,贫病致死吧?这才是真正的生不逢时!
    当此文将近结尾的时候,我仍然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而无法自拔。二舅一生经历对我产生的影响之大,是别人无法理解的。他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使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真正力量的源泉,是世世代代产生于亲友之间的相濡以沫的亲情,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坚韧、关怀、忍耐与责任。在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的今天,这些故事或许是听者寥寥,但我仍然坚信这种真挚的亲情和关怀的永恒价值。
    二舅的经历,是一个时代造成的无法避免的苦难。正因为他和他们几代人的付出,才使我们有了更高的起点。抚今追昔,最令人庆幸的是,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文章来源:邸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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