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生先生访谈录
作者:邸永君 日期:2017-03-03 浏览次数:2492

张佳生先生1970年在知青农场

大学时期之张佳生先生(1978)

大学时期之张佳生先生(1978)

2004年,张佳生先生留影于巴黎

2011年,张佳生先生重访出生地重庆

2011年,张佳生先生重访出生地重庆

2012年,张佳生先生与大连民院黎树斌书记合影

2012年被聘为大连民族学院特聘教授、满学所所长,黎树斌书记授牌

张佳生先生父母亲合影(1955)

1955年张佳生父母张震泽先生、翟素芬女士合影

张震泽先生全家福(1954)

张震泽先生全家福(1954)

1980年之张震泽先生

1980年之张震泽先生

张佳生先生全家福(2004)

张佳生先生全家福(2004)

张佳生先生撰《八旗十论》书影

张佳生先生撰《八旗十论》书影

张佳生先生主编《满族文化史》书影

张佳生先生主编《满族文化史》书影

张震泽先生简帛体书法

张震泽先生简帛体书法

张震泽先生《孙膑兵法校理》书稿

张佳生先生画兰

张佳生先生画兰

张佳生先生画竹

 

邸永君(以下简称邸):我受《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编辑部委托,特为您撰写访谈录。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您是国内外知名的满学资深专家,尤其在满族史、满族文学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多有创建。您的学识、修养、阅历、成果、情趣、雅艺,着实令我钦佩。我认为,学者之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早年的成长环境,诸如地域、家庭、学校、良师等等,都会影响一个人对人生目标的选择。今天可否就从您的家世和幼年经历谈起?

张佳生(以下简称张):您对我的褒誉实不敢当,这绝非是自谦之语,在我的心中中国的学术大师灿若星斗,我等小子穷毕生之力亦难望其项背,我不过是尽自己的力量做了一些努力而已。至于效果如何,很少顾及,我非常欣赏“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句话,应该做的事,努力做就是,事情未做而先想到名利,无论做什么都成不了气候,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谈及家世,我走上学术之路,确与家庭出身有密切关系。我祖籍山东省长清县,原属泰安府,现已划归济南市,成为长清区,那里有齐长城和灵岩寺等著名古迹。我出生地是重庆市九龙坡区,我曾刻有一枚印章,印文是“九龙坡人”,也用过笔名“鲁渝生”。

先父张震泽公,字溥东,又字一泓,号海北馆主,1911年生,1935年毕业于国立青岛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很快打到黄河边。济南距黄河不远,于是学校组织教师和学生内迁,一路上千辛万苦,到达四川。当时我父在山大读书时之业师丁山先生对我父一直很看重,于是命其做教研助手,专攻经史及音韵训诂诸学,历时4年,丁山先生是我国非常著名文史学家、文字学家,于1952年去世,父亲的学问根底,即奠基于斯时。

据我母讲,当时父母亲年纪尚轻,丁山先生夫人对我们家非常好,我记得丁夫人陶梦云女士在1960年专程来沈阳看望我们,在我们家住了半年左右才回去。后经丁山先生推荐,我父来到陕西汉中及城固,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杨向奎先生在历史系任教,两人因此相识相交。杨向奎先生长我父一岁,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后我父亲时应著名学者商承祚之邀,任重庆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我即在这个时期在重庆出生的。1985年,我们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在北京举办“《满族通史》第一卷审稿会”,会上向奎先生向我说起与我父的交游与友谊,滔滔不绝,感慨万端。我与杨先生合影,以为纪念。

重庆解放较晚,至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东北亟需文化教育人才,我们举家来到辽宁,到东北时,我年方四岁。我们先到大连旅大师专,1954年,来到沈阳。我父先后参与旅大师专、沈阳师范学院、辽宁大学的建校工作。作为辽宁省唯一的文学教授,先后组织编写完成了多种教材,培养出一大批合格的大学师资,使辽宁的文学教育逐渐走上正轨。

在本人的童年记忆中,我父从来都在书房里忙碌,时间对他而言,相当宝贵,只有同事及学生来访时,才走出书房会客。每当老先生来探讨学问时,则兴致盎然,妙语连珠。我常常会坐在一边,听他们高谈阔论,虽然那时年龄很小,也听不懂,但他们话语方式与儒雅之风,都深深吸引着我。即使今天时间过去了五六十年,当时的感受也仍然会清晰地浮上心头。在不知不觉中要成为这样的人成了我朦胧却又是唯一的目标,从我个人一生的经历来看,也是自然而然地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虽然清贫,但是内心却又满足而自信。

在耳濡目染中,我知道了什么是学问和怎样做学问。

我大学毕业,进入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父亲告诉我要再苦读数年,三年内不要发表文章。我问这是为什么,早一些发表文章不是好事吗?父亲说:“做好学问非一日之功,没有学问根底,下笔就错,发表出来白纸黑字,说错了自不必论,说得浅薄也将受人耻笑,老来自己也会后悔。”这也正是老一辈学者学问渊博而著述不多的原因,但他们出版的著作多为传世之作,百年之后仍会使人受益。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大学毕业三年后才发表的,在学术上不能为了名利自欺欺人,也就成了我在学术道路上的信条。

父亲研究的学术领域,在先秦两汉魏晋之间,时间跨度很大,涉及学科很多,父亲却能答疑解难,如数家珍。一位学者一生精通一个学术领域,如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已属不易,父亲却能驾轻就熟、触类旁通,是如何做到的呢?那就是惜时如金。在学校家属院里,我们家的灯总是熄得最晚,这在当时是谁都知道的。我也因此养成了习惯,子夜才睡已经成了三十年的习惯。因我上山下乡,30岁才上大学,虽然努力,然终觉愧对前贤,最多只能算是“登堂”而未“入室”之人罢了。但是古人说学无止境,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已是年届古稀之人,精神还算过得去,追求学问一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不然还能干什么呢?世界那么大,看也看不完,不看也罢,还是珍惜时间为好。

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也深刻入骨。母亲姓翟名素芬,字静萱,1917年生,河北南皮县人,早年毕业于女子师范,也是一位知识女性。她除了在生活上对我们无微不至地照顾之外,在思想和精神上更是要求严格。在这方面母亲比父亲做得要多,因此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我至今还会唱《苏武牧羊》和《满江红》这两首抗战时期的歌曲,以苏武“留胡节不辱”和岳飞“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精神,鼓舞人民的抗战激情。母亲经历过抗战的苦难,会唱很多抗战歌曲,从小就教给我们唱,我现在只记得这两首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我从小就知道了人应该有责任感,应该有所担当,从而影响了我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形成。

母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是长篇说教,她并不约束我们的行为,但后来我才感觉到,她总是在时时观察、留意着你。我们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她从来不过问,只有觉得你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和你有所放任的时候,她才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我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母亲决定的。她支持我考大学,支持我像父亲一样,不去做行政工作而进入学术研究单位。每当我在有些懈怠的时刻,她总是提醒我不要浪费时间。因此,和父母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时光,我经常与父亲一起熬到深夜,母亲从来都陪伴着我们。她会经常问我,那篇文章写得怎么样了?我也就自然不敢放松了。有时,我会将自认为得意的文章念给她听,她或会赞许,或会批评,无论如何,对我都是一种激励。

母亲的人品、性格很好,由于我们家在当时的生活条件稍微好一些,周济帮助了许多困难家庭,加之她办事公正热心,因此在辽宁大学家属院里,最受尊敬,母亲的贤惠、善良与知识女性的气质、风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善良真挚,乐于助人,热爱事业,忠于职守,进而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我一生中自然而然的信条。母亲于2003年去世,临终前她说:“我这一辈子培养出了五个教授,应该满足了。”这是指父亲和我们姐弟四人,她以此为荣,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即使她去世了十多年,母亲的音容仍然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偶尔遇见过去的老邻居、老朋友,他们也总是会向我述说对母亲的怀念和尊敬的心情。

:您有这样的经历,对您进入满族研究领域是否有一定影响?

:应该说有很大影响。人的一生走什么样的道路大多有其必然性,但是偶然性的因素也很重要,所谓偶然就是机遇。现在回想起来,我走进满学领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也是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1978年考取辽宁大学时,选择的专业是中文,这确实与性情爱好和家庭环境有关。在大学毕业时,当时还是包分配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当时最需要人的是机关和文化事业单位,我被分配到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这对当时中文专业出身的人而言,大约是最好的单位了,但是我并不很热衷于进机关。正在此时,辽宁省向国务院提出建立满族自治县的报告,因为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符合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而没有建立的民族,只剩下了满族。

当时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阿英嘎副主任提出了建立满族自治县的意见,满族著名人士关山复、启功、溥杰、朱川、柳文等,都做了很多工作,这种意见也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他随之主持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开展了对满族风俗、文化、人口和现状的调查,广泛开展满族家谱的搜集工作,创编满族舞剧“珍珠湖”,建立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等,后来又经过艰苦努力,主持创办了大连民族学院,首批满族自治县也在1985年建立。在满族事业繁荣发展的过程中,阿英嘎先生贡献良多,功不可没。他虽然是蒙古族。但被满族群众称为满族的荣誉成员,我们确实应该记住他的精神和他所做出的努力。

在此期间,辽宁省还开始了《满族文学史》的编写,这是一项国家课题。辽宁省极为重视,成立了以省委宣传部长文菲为主任、阿英嘎为副主任的编写领导委员会。在1979年、1980年和1982年,连续三次举办有全国著名文史专家教授参加的学术会议,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影响巨大而深远。

通过目睹并参与上述活动,我了解到清代八旗作家几近千人,其中八旗满洲作家占三分之二,大约有六七百人之多。他们在诗词文赋、小说戏曲及子弟书的创作方面,皆驾轻就熟;清代各朝,均有以文学影响文坛的人物,而所有已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作家群,几乎是视而不见,提到的仅有纳兰性德、顾太清等数人而已。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有历史的时代的和思想观念的种种原因,但时至当今,仍置如此丰富的文学遗产于不顾,这对于撰写《中国文学史》和《清代文学史》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缺憾。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对这种情况并不清楚。因为我父亲是编委会的成员,他对开展满族文学研究非常支持,也使我渐渐对满族文学的情况有所了解。同时我在学术会议上结识了关山复、启功、溥杰、杨向奎、翁独健、姜亮夫、王锺翰、关德栋、姜书阁、周汝昌、金启孮、匡扶、张寿崇、布尼阿林,以及蔡美彪、王戎笙、周远廉等诸位先生,聆听教诲,受益匪浅,不知不觉产生了以研究满族文学为己任的念头。此时,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刚刚成立,以研究满族为主攻方向,阿英嘎与关山复两位前辈,均非常希望我能参与此项工作,于是我便没有去辽宁省委宣传部,而是进入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一个单位刚刚建立,其困难情况可想而知。不过我一向认为,人生真的不能碌碌无为,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不了大事,做好小事也不枉虚此一生。如此广袤的满族文学领域,犹如一块处女地从未有人开拓;其中蕴涵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从未有人系统研究;其宝贵价值,从未被人真正认识。如果能将这项工作做好,也算是满足了自己的心愿。

我进入这个单位,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理解,只有父母和我的妻子支持我。同学好友屡屡相劝,认为工作既苦也无前途,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纳兰性德有一首《金缕曲 简梁芬》起首便言“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正说出了我当时的心境。在后来的几年中,宣传部领导曾经三次希望我能去宣传部工作,我均婉言拒之。直至1991年,我开始动心时,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又坚决不放人,因而未能去成。搞一辈子满族研究,也许就是我的宿命吧。关山复老先生对我一直非常关心,有一次,我和妻子去北京拜访关老,关山复先生对我说:“佳生,你大概是为满族而生的吧,我们满族人要感谢你啊。”我们出来之后,妻子感慨地说:“有关老的这一句话,你的辛苦也算值得了。”

今天想来,我妻王柏青对我的工作给了非常大的支持。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医学教授。她知书达理,贤惠善良,家里的大小事情全是由她来操心,孩子由她来照看,父母有病时,也是由她来照顾。由于我的文稿多引用古文,习惯手写文稿,有时书稿很乱,每次都是她帮助我整理,整理好了还要帮我打印,电脑她用得比我熟练多了,还要帮我查找核对一些资料。尽管她自己的工作也很忙,她还是尽力为我分担压力,一直到现在,仍是如此,这就使我能更多地做一些工作和研究。我能专心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毫无怨言的协助,这既是为了我,更是为了工作,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

:“满族文学”,应属全新概念。面临这样一个新的课题,您是怎样开展研究的?

:“满族文学”这个概念,是1979年国家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史项目时提出的,过去一般都归入清代文学之中。

在解析“满族文学”这个概念时,遇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那就是什么是满族文学?旗人中的汉军作家作品和蒙古旗人作家作品,算不算满族文学?如果不算是满族文学,在清代八旗制度下的八旗是一个政治、经济都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在思想文化上也有相通之处。如果算是满族文学,而实际情况是其内部尚有诸多不同之处。尤其是汉军,由于入旗年代早晚不同,入旗原因不同,再加上乾隆朝时又有大量汉军被出旗为民,所以情况比较复杂,具体到某位作家算与不算,有时难以定夺。此外八旗蒙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与八旗满洲更为接近,而与外藩蒙古相对较远,也是难处理的一个问题。现在通行的认识是八旗入关前入旗的汉军可以算,而八旗蒙古则被划入“蒙古族文学”。

我在研究了八旗制度及八旗满洲、汉军、蒙古不同类型的作家作品之后,认为这样划分过于简单化,其涵义的外延及内涵都不精确。我的观点是“满族文学”止限于“满洲”,尚可包括内务府及王府包衣佐领等,这样就可以较明确和严格地定义和研究满族文学矣。至于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尚可分别列一门,单独研究。同时又因为八旗具有相当鲜明的共性,可以将八旗作家作品整合统一研究,是为“八旗文学”。 这些观点是我在研究了较长时期后提出的,我认为更科学与合理,我的研究也是在这种认识下进行的。为此我还特别撰写了几篇有关“八旗文学”的文章,并且曾想撰写一部《八旗文学史》。

对满族文学的研究,我研究了不同文体和作家群体,经过了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过程。首先研究的是诗词,继而拓展到小说、散文、子弟书等等方面。在诗歌方面,我特别加强了宗室文学、布衣文学和闺秀文学的研究,在这方面我搜集了大量资料,最早发表了《清代满族诗歌概论》,涉及的作家作品,至今也是最丰富的。此外,词作方面,以往从未有人对满族词坛进行过系统研究,我的《清代满族词坛述论》所论述的满族词人,至今也是最完备的。此外,我还特别注重对满族文学民族性的研究,写了《满族小说的民族特点》《满族散文的民族特点》等等。

与此同时,我还特别注重了满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原因、文化原因、民族背景的研究,并将其与满族文学文本研究、文学思潮、发展趋势及整体风格联系起来,从而使这种研究更加立体化。对二十世纪的满族文学研究,我曾撰写过《满族文学研究百年》。为了推动和开展八旗文学研究,我还曾发表过《八旗文学的形成基础》和《八旗文学分期论》,从宏观角度对八旗文学进行了论述。

要研究满族文学,就应该深入研究八旗制度。在女真时期,各个部落相互征战,各自称王争长,处于混乱状态。八旗制度建立之后,重新整合了女真各部,这种制度可以说是催生并重塑了满族。在八旗制度之下,旗人身份的约束,使八旗满洲具有了以往不曾有过的共同思想、观念和追求,并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性格与心理意识。在这方面,我写了《八旗制度下的牛录建制对满洲之民族整合》《八旗制度对满洲社会之整合》《八旗制度对满洲之文化整合》几篇文章。正是在八旗制度的作用下,女真完成了向满洲的转化,也正是这种转化,促使满族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思想文化等等方面发生了种种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影响着满族的所有方面,包括他们的文学风格和文学发展趋势。

为使研究更加深入,我还加强了满族心理意识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八旗意识论》,因为这种意识对满族文学乃至文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了解了这一点就会发现,满族包括旗人的一切思想行为,都与这种心理意识有关。因此,研究满族文学如果仅仅停留或局限于文学的范畴,则远远不够。

我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满族文化和八旗制度方面之后,也多有心得。在研究中我发现,大家都知道清代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未能解决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战争矛盾问题。于是很多人从清代满族制定的政策措施方面找原因,说是因为制定了这些合理的政策措施才解决了矛盾与问题。那么就要问为什么只有清代满族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和措施?以前的汉族王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包括元朝,为什么制定不出这样的政策措施?因此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在系统研究了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史以及满族史之后认识到,在历史范畴的“天下”中,大一统观念影响极深。在这种背景下,满族同样具有大一统思想。基于这种观念,满族认识到,处理好农耕民族汉族和游牧民族蒙古族相互关系的问题,是关键所在。在汉族和蒙古族都无法统一天下的时候,满族发挥了特有的能力和作用,实现了建立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文化因素应该是解决这一问题主要的深层次原因,不深入了解满族是无法解答这个问题的。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满族入关与天下一统——论清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战争矛盾的终结原因》,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农耕民族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长期存在,难以调和,更难统一,并因此衍生出了种种矛盾和问题,这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的深层次原因。而满族文化具有农耕、游牧、渔猎多种文化元素,对蒙古游牧文化和汉族农耕文化都具有亲和力,在满族掌握政权有了解决矛盾问题的能力之后,便显示出了自身的优势。

在解决蒙古族问题时,满族的游牧文化元素起到了作用。满族与蒙古族居处相近,都有骑射文化和迁徙习惯,生活生产习俗接近,他们对蒙古族各个方面都有深入了解,因此他们主动与蒙古族联姻,分封爵位,在设立盟旗制度的同时,保存蒙古的原有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生产生活方式,使蒙古地区实现稳定。

满族的农耕文化也源远流长,对汉文化很早就开始接触吸收,金代的儒家文化和汉传佛教就很发达。满族入关之后,虽然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但是满族仍然在汉族地区实行了明代的政治制度,实行因俗而治政策,对汉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积极吸收推行,他们读四书五经,举办八旗教育,参加科举,出现了大批学者、书法家、文学家。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权逐渐稳固,控制局势的能力也逐渐增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都无力再挑起战争,多民族国家的相对稳定局面也随之出现。

因此,我感到研究满族文学还需要有更广博的学识,还可以作更多方面的研究,除了出版满族文学方面的论著《清代满族诗词十论》《清代满族文学论》《清代满族宗室文学》之外,我还出版了有关八旗制度和满族文化的《八旗十论》,主编了《满族文化史》,这两种书都已经再版过。学识眼界的扩展是在三十多年学术生涯中完成的,当然学无止境,学者永远都是在攀登顶峰的路上。

:很多人都认为清代满族作家采用的写作体裁,都沿用了汉族的诗词文赋小说戏剧等传统文学形式,然而,其与汉族文学的区别在哪里?是否还能称得上是满族文学?

:这个问题是满族文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和认识问题,如果这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答案,那满族文学的研究便如空中楼阁,不仅会在研究中找不出“这一个”的民族性,而且会在研究的实际中否定满族文学的存在。

对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要解决这个问题,仅仅靠文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学习和研究历史学和民族学。为此我阅读了大量的清史史料和民族学史料,其中有大量典籍,竟被我翻看至掉页。因读书角度不同。每次翻看都会有新的心得。反复阅读,自然诸事在胸,前后贯穿便会有新的认识和观点产生。

比如,满族在崛起之后,总体方针是“参汉酌金”,重视辽金元三史,入关后“清承明制”,对中原制度文化有深刻了解,在文化和文学方面,吸收汉文化也就成为自然而然之事。

除了经史之外,如果会读书,子部和集部的著作也很重要。比如,过去学界对《儿女英雄传》这部小说评价不高,认为它与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不同,是反现实主义的。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读,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儿女英雄传》创作于晚清之际,当时满族和整个八旗开始衰落,满族作家文康为了振奋满族与八旗精神,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境追述了八旗往日的辉煌。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安公子安骥和十三妹何玉凤,都是旗人,小说通篇描写的是旗人家庭和社会生活,这在清代长篇白话小说中,绝无仅有。仅从这一点来看,它就具有了民族的不可取代性。从创作动机看,作者和小说本身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感情,自然也就与汉人小说有了显著的区别。

此外,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法并没有完全模仿汉人小说,相反的是,它对汉人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思路有所突破、有所创造。过去除了社会小说之外,大致可分为才子佳人小说与侠义小说两类,两者泾渭分明、各不相干,而《儿女英雄传》第一次将情与侠联系起来,成为“情侠小说”的开山之作。民国以降,出现了大量“武侠小说”,实际上这些小说并非像《三侠五义》那样,真正讲武与侠,而是掺杂了大量儿女情长的废话,称为“情侠”小说勉强可以,不知道为什么人人都称其为“武侠”小说。尽管如此,这种笔法滥觞于《儿女英雄传》应当确定无疑。从这个角度来读《儿女英雄传》,不仅会真切触摸到晚清满族心理和精神的脉搏,也会体会到满族小说与汉人小说的民族性差别和他们在文学上的独特贡献。

另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例子,是清代宗室盛昱编选《八旗文经》。盛昱是晚清时人,此时八旗制度几近解体,旗人社会之衰败已无可挽回,在此民族没落之际,盛昱为劝告旗人自强,特选辑以往八旗名士之文,编成《八旗文经》。其主要目的在书后《叙录》中说:“(八旗)彼夫丰沛故人,五陵子弟,夷为皂隶,荡为沙虫,皆由风移俗易而无学以持之也。《典论论文》曰:文章,经国之大业,讵虚语哉!名之曰:《八旗文经》。”也就是说盛昱编选八旗优秀人物之文章刊行,意在引导激励晚清之际已丧图强精神的满族和八旗。这部书中所选文章的内容以及选编者的意图,都显示出了强烈而鲜明的满族意识。

总体而言,鲜明的民族意识在清代历朝满族八旗文学中都有所表现,只不过因时代的不同表现的方式和内容有所区别罢了。在整个清代的满族文学中,满族的民族意识从来没有削弱过,这便是满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相区别的根本之处。我也为此写过《清代满族诗歌的特点》,从10个大的方面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解析。

:久闻令尊乃我国著名学者,能否谈谈他的治学情况?

:先父治学极重视学问根底,他主要研究先秦两汉乃至魏晋文学,经史小学典籍几乎无所不读。研究先秦两汉需要有广博深厚的学术知识和学识。除经史之外,甲骨金石、小学说文、训诂声韵、校勘版本之学也需要深入研究,因为研究先秦两汉不精通这些学问是无法深入的。听我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研习学问真的达到了废寝忘食、不知晨昏的程度,年轻时就得了严重的胃病,1976年做了胃切除手术。父亲的学问也得到了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尊敬,1985年,在我父亲的“张震泽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庆祝会”上,到会祝贺者有各界人士。其中有“道德文章两峻峰,四海谁不仰高风”的题词,我国著名书法家学者、沈阳文史馆馆长沈延毅先生的题词是“经史大师”。

父亲初到东北时正处于教育事业刚刚开始建设,当时许多大学都处于草创之际。这个时期的重点是如何使大学教育工作尽早进入正轨。这期间除了建立教学制度和规章之外,各种教材的编写成为重中之重。在我父亲的主持下,先后编出了《中国古典文学教学提纲》《周代文学作品选讲》《两汉魏晋南北朝作品选讲》《校勘学讲义》《版本学讲义》《训诂学概要》《史记散篇校注》《古汉语》等教材,使教学很快走上了正轨。这些教材不仅成为沈阳师范学院和辽宁大学中文系的教材,而且对各中学的语文课和语文老师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教材,同时也因此培养出了一批颇有能力和学有所长的中文教师。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辽宁大学中文系的社会影响,已相当广泛,并成为辽宁大学最好的院系。时至当今,每当我遇到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他们都以曾聆听过我父亲的讲课为荣。

父亲热爱教育事业的精神,对我一生的影响也巨大而深远。

父亲大学毕业之后,即从事教育工作,他一直以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天职,并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着周围的师生。

父亲心智所向,首在根植于传统。在他的一生中,对屈原、杜甫、陆游最为神往,此三位先贤皆以爱国而兼有文采见长。他曾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和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以毛笔小楷选录杜甫、陆游律绝以自励。1984年,曾写下过一首《或有否定屈原及其作品者感赋》诗,小注中言:“疑屈原及其作品者,廖季平《楚辞新解》发其端,胡适、卫聚贤等附和之,何天行《楚辞新考》总其成,今日本又有人为文倡言之。屈原《渔父》云:众人皆醉我独醒。读其书,为之慨然。”诗云:

 

生遭众女嫉蛾眉,含垢深山欲诉谁。

 命尽《怀沙》千古恨,志标《橘颂》万民思。

露才扬己翻蒙谤,举国无人竟莫知。

不及贾生书吊赋,廖胡何故苦相疑。

 

诗中展示了对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肯定与坚守,同时对欲掘中华爱国主义精神根基的行为,深恶痛绝。时至今日,这种怪论依然倡行,不仅怀疑屈原者有之,怀疑诸葛亮者有之,怀疑岳飞者有之,为曹操、西门庆、潘金莲翻案者亦有之,如此发展,中国之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将会被不断置疑,以至于不复存在,以学术研究为遮羞布,总掩盖不了其诽谤之心。

父亲一直以坚守教师职责为念。

他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1956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辽宁省政协1至5届委员,他积极参与教育事业的建设发展,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比如1976年,中央决定扩大高校招生名额,但是苦于缺少学生宿舍,无法招收更多的学生,于是征求建议。我父亲是省教育厅和文化厅顾问、省招生委员会委员。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父亲去省里开会,回来说到此事,他提出了学生可以“走读”的建议,说解放前各大院校也并不是都为学生安排宿舍,就近者可以不住宿而“走读”,或自己租赁住处。当时在我的印象里哪有大学不住校的,但父亲说现在师资队伍很强,可以招收更多的学生,如果要再扩大招生,“走读”是唯一的办法。不想父亲的这个建议真的被采纳了,1977年和1978年都扩大了招生,我们中文系就扩招了两个班。父亲的这类建议还有很多,但他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因为父亲开会回来吃晚饭时提到的这件事情,所以我知道这个过程。

父亲生前曾七次被评为辽宁省和沈阳市的“先进教师”,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父亲对所有的荣誉都不看重,唯一珍惜的就是“先进教师”称号,为此他特别写过几首诗,其中就有《佩戴先进教师光荣花》等等。

父亲一生投身教育,他最关注的是学生。这种关心不仅仅限于大学生,对中小学生也是如此。他经常被邀请到大学和中小学讲课,也经常收到社会上的来信,甚至有中学生和农民工人的来信,对他们提的问题都是认真回信解答,给他们以鼓励。他还特别写了《赠青少年二首》。

作为教师,父亲对青少年学生给予了深切的期望。他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的。1985年,父亲从教五十周年,辽宁大学举办了庆祝会,父亲有诗曰:

 

笔阵书城五十年,险夷历尽始瞻天。

曾将驽驾追先觉,终愧蜗行后众贤。

投老愚公精神在,飞来精卫意志坚。

叹衰不是先生事,建厦犹期添一砖。

 

父亲自解放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经历多次运动。由于学校初建,作为中文系主任,他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了院系和学科建设、教师培养以及教材的编写方面。尽管工作很忙,他仍然坚持上课,并在1979年国家号召各大院校举办函授和夜大的时候,开办了函授班和夜大班,还组织全系老师重新编写适应此类教学的教材,毕业学生,何止万人。

后来,父亲辞去辽宁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之职,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写作计划。到1992年4月去世,不到10年时间接连出版了五本著作和数十篇文章,这些都是厚积薄发之作。其中《张衡集校注》《扬雄集校注》已再版多次,《孙膑兵法校理》已重印9次,这些著述皆为父亲的呕心沥血之作。可以说,父亲没有浪费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在1992年初病重之际,父亲还念念不忘教学建设和教师队伍的培养提高。他在病床上口述了《赠中文系全体同志》,希望老师们珍惜时间。父亲的道德文章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们姐弟四人一生享用不尽。学术研究在于人的精神人品,非关他事也。

父亲学术生涯,最早乃从先秦入手,先后撰写了《先秦人物大系》《上古职官志》《两周列国职官志》《秦职官志》《补汉书职官志》《东汉学者文人通谱》等著作,梳理了先秦至两汉的职官制度及情况,这需要遍读先秦两汉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同时这种梳理并不是简单地将史料排列组合,而是在研究了先秦两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及其不同时期的变迁原因、经过、后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由于先秦两汉史料中多有同人异名、同字异写等等情况,这就需要进行繁杂而科学地考证,没有文字、训诂、声韵等方面的学识是绝对难以完成的。如《先秦人物大系》一书,洋洋数十万言,收录先秦人物2000余位。这些人物都是从先秦古籍中搜寻出来的,仅仅是这项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此外,有一些先秦人物出自甲骨卜辞,这也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我父亲有甲骨和金文知识,因此他对先秦的研究往往从甲骨论起,这种能力不仅在当时,即便在今天,也少有人做到。比如他还计划写一本《中国古神话》,其中主要的观点和论述是中国古神话的源头在甲骨文中。可以说这种研究视角与能力有探源之功,目前出版的几种《中国神话史》都没有将甲骨文作为古神话的源头,其主要原因是对甲骨文没有研究。《先秦人物大系》的另一个难点是如何排列说明这些人物,以及如何准确表现由于制度和人物经历变化的实际情况,没有多种学识和对先秦史的深入研究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其实,编著先秦至两汉的《秦汉职官志》以及《东汉学者文人通谱》也都有相当的难度,这类著作并不是发表议论的说明文字,每句话甚至每一个用词,皆须有出处。遇到古书记载矛盾或含混不清者,还需要引经据典予以考证,这种做学问的传统在老一辈学者中还保留着,他们坚决地认为这样研究才是真学问,决不会以取巧的方式而自毁名誉。在今天一些人的眼中,这种“迂腐”已经过时。

我父亲早年注重深研经史,年轻时,即专注于文字学尤其是《说文解字》的研究。《说文》一书,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先秦两汉经史著作,音韵训诂,乃至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典章制度等等,不懂《说文》终隔一层。故《说文》一经面世,便深受重视,注解《说文》者皆历代大儒,《说文》作者东汉许慎(字叔重)也被誉为“五经无双许叔重”。

父亲年轻时有感于历代研究《说文》者虽多,但却没有《许慎年谱》问世,《后汉书儒林传》中“许慎传”仅寥寥85字,而其他研究许慎年表者,也存在乖误之处,于是便致力于《许慎年谱》研究,不久便成书,然时局动荡,未便出版,至1985年方应出版社之邀,重新整理出版。

此书除重新厘定考证许慎经历外,其思路以学术为主,除在《年谱》中考证罗列同时代如贾逵、班固、尹敏、包咸、鲁丕、淳于恭、傅毅、张衡、王充、班超、马融、贾鲂、周防、郑玄等数十位经学家之简况之外,又作《东汉经学传授表》列五经师承线索及五经著名学者约650余人,大致可知东汉时期经学的基本情况。此表不读百家之作是很难完成的。

此外,该书并非专列许慎及东汉经学家之经历、著作、贡献,同时也对前人尚有争议而无定论的问题,作专文考证。如“安帝永初五年辛亥(公元111年)许慎四十五岁”条,后附约5000字左右考证许慎所作《五经异义》的具体写作时间。对这个问题,前人多有争议而无定论,我父亲于文中列举数十种古籍,提出三条理由,将此书写作时间定于“永初四五年间”,至今亦无不同意见,诸如此类都是很难完成的。学术大家顾廷龙先生见到此书后曾赞赏,他们也是因此书而成为朋友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邀请我父亲作《张衡集校注》,张衡是东汉时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著有四篇天文著作和文学著作,《张衡集》向无全本,更无权威校注本。为先秦两汉典籍作注是件很难的工作,其中除了要掌握多种学识之外,典籍中的春秋笔法和比兴、寄托、讽谏与典故之运用,比比皆是,见少识寡,极易流于疏浅,故很多人通常躲避这种辛苦费力之研究。父亲于古代典籍中广收博采,“删补并合,完残俱收,凡得四十一篇,为今存张衡之全部著作”,并认为张衡除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之外,文学贡献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张衡之大赋以《二京赋》为代表,为“长篇之极轨”,并由此将大赋推向了高峰。张衡的《温泉赋》等小赋以抒情为特长,“成为汉赋发展的一个转折”,“影响到了唐宋新赋的产生”。张衡在诗歌发展上也有重大贡献,他的《四愁诗》“是我国七言诗的导源,对后来七言诗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

两汉文学作品,以赋为代表,而大赋是极难写作之文体,对文字与音韵、训诂的知识要求很高。其特点是场面宏伟,多用奇字古文和双声叠韵,排比铺陈,辞藻富赡,能写大赋者日渐稀少,魏晋之后便日渐衰落。张衡的《二京赋》,是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羽猎》《河东》,尤其是与班固《两都》赋争胜的作品,故构思布局,遣辞用意都极为讲究,《后汉书张衡传》中说此赋“精思博会,十年乃成”,可以想见其精雕细琢的艰难程度。

父亲为之作注,皆引经据典,常常一注而用数部乃至于十多部典籍证之,有些章句看似明白如话,却不能望文生义。如《二京赋》中有句云:“天子乃以三辑之礼礼之”,父亲注云:“三辑之礼,说不一”,并举李周翰注、李善注、郑玄注三说解之。又如赋中有“鹅鹳鱼丽,箕张翼舒”句,注云“鹅鹳鱼丽”皆阵名,并列举《左传 昭公二十一年》《埤雅 释鸟》《诗经 小雅》及《左传 桓公五年》中的记载解之。而“箕、翼”也并非今人理解的簸箕和鸟翼,而是天文中的箕宿四星和翼宿二十二星“箕张翼舒,亦阵势之变化”。注中所解,皆言之有据,无一注出于臆想。此书父亲仅用数月即成,交稿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力邀作《扬雄集校注》。

后来听父亲讲,作《扬雄集校注》要比作《张衡集校注》难了很多。其中原因一是扬雄作品散佚较多,古人亦未搜罗完全。二是有些作品真伪俱存,需要考证。三是因扬雄曾附王莽,被史家认为大节有亏,故对扬雄评价不高。

对于辑录校注《扬雄集》,父亲是费了心血的,书成之后放置修改了三年,对这部书他十分自信,曾在“前言”中说,此书在前人辑录扬雄作品的基础上,“删其不当,补其缺遗,凡得五十七篇,可说是扬子云集最完备的了。即据以详加注释校勘,也敢说是自有《扬雄集》以来注释校勘最为详审的了”。正是父亲在整理《扬雄集》过程中,对扬雄人品作品本身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结合历史时代、文化背景、文学思潮情况,以经史、疏证、方志、杂识为依据,采用考证辨疑方法,解疑释难,详实作注,才对这部《校注》颇为自信。

对扬雄著作的评价,是一个重要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作《扬雄集校注》也就没有更大的意义了,父亲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阐述。

父亲认为,对扬雄的主流评价在北宋之前是很高的,与扬雄同时代之著名学者桓谭,有《新论》一书,其中记载了与张子侯的一段谈话:“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扬雄卒后,桓谭为其治表,学生侯芭负土作坟,可知扬雄卒后时人对他的评价并未改变。扬雄被诋毁,事在北宋程朱理学兴起之时,朱熹在《通鉴纲目》一书中大书“莽大夫扬雄死”,是罪扬雄之依附王莽,从此为后世轻视。

父亲从历史唯物观角度,对扬雄一生之人品学问作了论断,认为扬雄历仕汉成帝、哀帝两朝,任下品小官黄门郎二十多年,与他同时起步的人很多做了大官,甚至有位列三公者,扬雄自甘淡泊,与这些人不同。扬雄六十一岁时王莽篡位,他仍任黄门郎,曾被王莽追逼,跳楼几死。后不得已应命作《元后诔》,又作《剧秦美新赋》。后人以此罪扬雄依附王莽,事虽如此,然并非是扬雄本意,他也并不是一个世道中的奸臣。以当时时代看,儒者无求,有求者唯在学问,所谓扬雄附莽,在当时也是无可奈何之举,还达不到天下口诛笔伐的程度。

除此之外,父亲对扬雄的文学作品给予了重新全面的评论。认为扬雄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是扬雄的大赋开创了以往大赋所没有的“蕴藉风格”,也就是刘勰“理赡而辞坚”之意,这些大赋辞蕴讽谏,意旨深婉。其二是四篇大赋一改过去宾主问答的形式,以设问引起议论,这是司马相如赋所没有的。其三是扬雄学识丰博,多识常人不知之奇字,故被评为“文辞艰深”。汉时大赋追求的境界是“闳侈钜衍,竟于使人不能加”,在当时这是一种时尚。出于这种原因作赋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要反复斟酌,不可能下笔千言,左思《三都赋》构思十年才写成,于此可见一斑。汉成帝是诏令扬雄作赋,桓谭《新论》记载:(扬雄)为之猝暴,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而纳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如果认为赋是人人皆可作的一种文体,那就错了。其四是扬雄对小赋有所发展。扬雄的大赋尚古奥典雅,小赋则浅近自然,并突破了以往骚体赋的程式。其五是扬雄创造了“连珠”文体,东汉以后仿效者甚众,一直到清代连绵不绝。这种分析都重新评价了扬雄。

他在此书的《前言》中说:在校注此书过程中颇多感受,成诗一首,以为结语。诗曰:

 

铅椠辛勤愧子云,便搜群书辑遗文。

 《四赋》堪与相如敌,《二言》前更无古人。

自有精思出众者,《剧美》之间见初心。

世俗多诬常耳食,仿古附莽非确论。

 

在同类著作中,父亲还有一部《孙膑兵法校理》,这部书的影响也很大,后来美国夏威夷大学学者埃姆斯教授专程来拜访并请求同意译成英文出版。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失传两千年的汉简《孙膑兵法》,此前学界只闻其名而从未见到实物。1975年,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出版了《孙膑兵法影印注释本》。父亲读后认为“剩义讹说,尚多可补正”,于是积数年之功重新整理,采用古籍百数十种,作注550多条,征引之广泛,注释之详赡,前所未有。这部书因为是他用力很深的著作,因此这部书的文稿全用蝇头小楷写成,手稿至今存在我家里,有时拿出来翻看,常常令我感慨唏嘘。书成稿后寄给了中华书局,列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这部《集成》收古今名家之作凡40种,“兵家”类仅收两种,其一是曹操等的《十一家注孙子兵法》,其二便是我父亲的这部书,可以说是传世的著作了。

父亲在研究过程中,除对简文内容关注之外,对汉简的字形演变也十分留意。他认为秦简是由篆到隶变化的开端,而汉简在继秦之后又有变化发展,从书体变化和书法角度都应研究,他曾经别录竹简孙子字谱和孙膑字谱各一卷,准备将来参读牍书和帛书进行研究。由于父亲深谙文字学,又工各体书法,所以他很想完成这项工作,在此期间他将竹简与帛书之长结合,创造了一种书体,名之曰“简帛体”,晚年在写书作画之际他常书写这种书体。

《校理》这部书涉及的学识非常广泛,举凡先秦之历史、制度、典章、法律、风尚,乃至诸子百家尤其是兵家之作,都需详审。又由于汉简承秦而来,异体字、通假字和衍文很多,且多有断简、残简、阙字,前后难以成文,又有以此喻彼,以彼喻此者的情况,常常会因一字之差而使全文不可解,所以还需要精通甲骨籀篆楷隶各种文体及其流变。

汉简《孙膑兵法》写成年代一直未能确定,父亲认为简中避讳的帝名仅汉高祖刘邦,二世惠帝以下帝名皆不避讳,故定“简之写成必在高帝在位十余年中,以与湖北云梦睡虎地始皇时秦简相较,相去才二十余年耳,”从而使此简写成年代得到确认,这对深入研究简文及当时情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孙膑兵法》第一篇是《禽庞涓》,以此篇为例说明校理注释古书之难。这篇文章有残简、残字及阙文,全简应为406字,实存334字。简文难解之处颇多,其中“禽庞涓”的“禽”字和简文中的“南攻平陵”中的“平陵”所在地点犹难解读。人们因此认为简文记载有误,孙膑、庞涓有桂陵之战和后来的马陵之战。此篇记桂陵之战,此时如庞涓被擒如何后来又有马陵之战?父亲引《史记》《左传》《淮南子兵略》《韩非子 存韩》《战国策 秦策》《西域》及各家注本,说明“禽”借为“擒”,禽有二义,其一是擒拿及捉获,其二是制服。简文中用的是第二义,即制服、打败之义,如此一来疑窦顿解。

此外,关于“平陵”的地点。今人认为古平陵在今山东邹县,但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便与简文中记载的平陵“南有宋,北有魏,当涂有币丘”的地理位置相矛盾了。先父认为“平陵”在今河南睢县,并特别写了一篇《平陵考》附于文后,从而使简文中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过程清晰而明确,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的疑点也都迎刃而解。

通观《校理》一书,全书每一注释都极审慎详实,不仅多引证古书,而且重视近年出土的古籍。如《禽庞涓》第16注,注“口都横卷“四字,第一字仅存半个“皮”字,。此注写了800多字,可以作为一篇考证文章看。父亲据简文残字释缺字“皮”为“彼”,训“横”为“黄”,训“都”为“邑”,并引征古籍12种,并引征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以证“横卷”即魏国的黄邑和卷邑。“横卷”之意即明,对简文中的“横卷之兵”参了战斗,以及对整个战局的解释也就自然厘清了。

此简文是汉初录于春秋战国时期之简,简文不清又颇多借字,故难读,也难训释清楚。如《官一》篇第36注有“厝入内寇以棺士”句,以字面之字无法解通,书中注云:“今按:棺,疑材之误,本书为汉初人写录,汉有材官,因相涉而误也。《荀子 王制》:材技之士,《注》:武艺过人者,犹汉之材棺也。厝,疑借为斮,《尔雅释器》:犀谓之斮,《释文》:斮本作厝。《说文》:斮’,斩也。《文选 东京赋》注:斮,击也。寇,《书 舜典》伪《孔传》曰:群行攻劫曰寇。《郑玄》曰:强取曰寇。此句似谓如敌国境,攻略敌域,使用武艺过人的材士。《卞韬虎韬军略》:绝街遮道,则有材士强弩。”书中的注释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写作的,一词一字必有出处。对前人古书之注虽信而好古,却并不盲从,凡有未妥之处,则博引他书以证其非,从而使结论词义明晰,文理通顺。

此外,父亲的《诗经新论》《诗经赋比兴本意新探》《燕王职戈考》等等论著,也都提出了他人所没有的新见。

父亲一生笔耕不辍,除了出版学术著作多部之外,还编写出大型教材8种,发表论文50多篇。1991年末,父亲已重病在身,仍不停笔,在身心衰弱之时,发出了“如天再假我十年,还可再作十年学问”的慨叹。1992年4月,父亲溘然长逝。整理遗物是,发现尚有《中国古神话》等数部书稿及千种卡片没来得及整理完成,如今想起来,真可用“悲乎哀哉”四字形容我的感受。

父亲有一部《海北馆诗集》,生前未及出版,我请父亲在青岛大学时的同学臧克家先生题写了诗集书名。春风文艺出版社在《后记》中说:

“张震泽,字溥东,又字一泓,号海北馆主,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是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书画家、诗人。他博学多识,素擅五经,精通六艺,对于经史、金石、训诂、声韵、说文、考古……多有研究与建树,被辽宁文学界誉为泰斗,道德文章名重于时。”

父亲去世后,国内各界近千人前来送行,百余幅挽联中,有一幅挽联云:

 

教坛泰斗论商周汉魏文育东北庠序道德文章胸襟情怀九州永垂典范

学界巨擘涉齐鲁巴秦才润辽东艺苑金石兵法书画篆刻四海共誉名家

 

为了怀念父亲,我们写了追怀父亲的文章和诗歌。诗歌是这样写的:

 

雨黯风悲星斗沉,音容从此梦中寻。

节操尽付诗书画,心笔全交党国民。

谁赞先生称北斗,自豪学子有洋人。

门前桃对断肠月,一树清辉一树魂。

 

享年九九信归真,八著薪传启后昆。

壮有铁肩撑绛帐,老来妙笔理经纶。

春催桃李情施雨,笔走龙蛇腕起云。

齐鲁巴秦辽沈地,长留行色壮晨昏。

 

如椽大笔势凌云,辽沈文坛谁与伦?

论史随风散珠玉,谈经倾海振石金。

诗成李杜歌新世,画具曹吴扫旧尘。

树帜简帛开墨法,更存风节晚香芬。

 

道德文章四海钦,虚名不取见初心。

操翰断解卓多论,说武诠疑阐“二孙”。

矢志惜时唯淡泊,爱才扶后藐金银。

有碑众口真学者,一卷扬雄泣获麟。

 

文坛长忆是丹心,撤瑟杀青尽瘁身。

爱国忧民情切切,滋桃润李意殷殷。

寻师问字愁无处,卖履分香泣有闻。

沈水凄凄渤海远,广陵散尽月滴痕。

 

落叶凋花骤雨侵,云低海北正愁人。

苍松有意含新翠,荒草无情枉旧茵。

鸿著数来孙膑苦,教鞭掷去邓林深。

孰言无觅魂归处,海角天涯吊鹤心。

 

欲往中天一羽寻,又闻北海大鲲奔。

高山仰止思夫子,汨水底徊觅楚人。

有愿回天终少术,无师上路始多榛。

宜当携手登峰去,再弄狂涛共跃鳞。

 

百日期归守夜心,风流儒雅梦来频。

 “山东老汉”自嘲谑,“海北先生”众唤亲。

寸草最思春满野,尺书难忘夜耕人。

幸传五彩生花笔,好写山川锦绣文。

 

诗成八首泪难禁,又放悲歌再唤魂。

忍睹书房灰半案,安怜卧室卉独芬。

文坛雨后期栽柳,艺海潮来待跃鲲。

只恨天公空落雨,年华不借领潮人。

 

:据我所知,我们国家的满族研究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才逐渐兴起繁荣的,您在这个领域工作了三十多年,能否谈一下这个过程?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满族研究,还没有处于“自觉”状态,学术方面也未成系统,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多掺杂在清史研究之中,其重点也多在史学方面。从文学、文化等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较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晚清、辛亥革命以来的政治环境有关,在此期间一直将满族与清王朝绑在一起,“满清”的称呼便是这种情况的具体反映。而后来又认为满族已经“汉化”,全然失去民族特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这种认识仍然盛行,比如《瞭望》杂志上曾有一篇文章就提到“满族只剩下了一件旗袍”。在当时对满族的这种认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为此,我写了一篇《如何正确看待满族之浅见》发表在《民族研究》杂志上。

现在回想起来,我国的满族研究是从辽宁省兴起的。辽宁省是满族的故乡,当时辽宁省积极筹建满族自治县,发布文件恢复满族民族成分,开展满族社会和家谱调查,发展满族文化事业,创办《满族研究》杂志,出版满族图书,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政府干部、学者、文化工作者,乃至群众都参与进来,与满族有关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影视作品、歌舞戏剧逐渐繁荣,与之有关的文化产业也逐渐兴起,形成了一种“满族热”的形势,这种“满族热”至今也没有降温。目前我国的满族研究已经全面展开,形成了一支科研能力很强的学术队伍,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进入满族研究领域以来,有两个想法,一是参与满族研究并尽一点微薄之力,一是想努力将中国的满族研究事业发展起来,形成中国满族研究的体系,这就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除了有序地开展学术研究之外,还要开展其他一些学术工作和活动。比如说创办满族研究学术刊物,召开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进行满族社会调查,制定研究课题,加强科研队伍建设,甚至包括经费的筹措等等。

为此,1985年在辽宁省建立全国首批满族自治县之际,创刊了《满族研究》第一期杂志。“满族研究”四字刊名,为启功先生题写,当时是我到启功先生家里请他题写的。当时我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关纪新先生帮忙联系满族著名人士,关纪新先生是满族,与满族各界都有联系,为此溥杰先生题了词,胡絜青先生也为之作画,并刊登了关山复、翁独健、王锺翰、清格尔泰、李燕光、乌丙安等等学术大家的文章,在这些著名学者、著名人士的热心帮助和广大满族研究学者大力支持下,《满族研究》杂志一发行便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的重视。在举办“创刊五周年纪念座谈会”时,我们请到了辽宁省主管民族工作的左琨副省长、省人大柳文副主任以及文化厅、出版局的领导。在举办“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时,我们请到了朱川副省长、陈淑芝副省长、省人大柳文副主任、省人大李军副主任等等领导。在举办“创刊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时,我们请到了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王充闾部长、省人大柳文副主任,以及辽宁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部门领导。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是一个小而又小的单位,《满族研究》杂志是一种小而又小的杂志,却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如此重视,回想起来至今令我感动,他们对事业的负责精神和高尚的政治品德对我们是一种极大的鼓舞。王充闾部长曾对我说:“咱们辽宁是满族的故乡,你们一定要把满族研究搞下去,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来。”王充闾先生是辽宁省委宣传部长,但也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诗人,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非常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与我父亲有很深的文字之交,他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具体的指导和支持。

《满族研究》的创刊,为满族研究在学术上的发展和培养满族研究队伍的壮大,创造了条件。创刊至今三十年,几乎国内所有的满族研究学者都受邀在这份杂志上登过文章,对推动我国满族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作用。要了解中国满族研究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历程,以及中国满族研究的水平,这份杂志是必用的资料。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扩大满族研究的影响和推进满族研究的发展,我们于1989年举办了“中国首届满族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当时邀请了国内学者120人与会,包括历史、档案、语言、文学、艺术、宗教、音乐、建筑、民俗、家谱等各个研究领域的学者,这是中国满族研究领域老中青学者的第一次大聚会,这样的会议过去从来没有举办过。会议的举办为各学科学者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同时打破了国外学者认为的“只有用满文研究满洲”才算“满洲学”的观点,并因此奠定了中国满族研究的内容对象和研究体系。今天中国的满族研究大致没有脱离这个框架,这次会议的影响至今还存在。满族在历史上和今天创造的所有文明都属于满族研究的对象与内容,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满族研究的特色。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将“颁金节”作为满族的民族节日,得到了全国满族的认同。后来我们又主持举办了“首届中国满学高峰论坛”等一系列学术会议,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我觉得要促进中国满族研究的繁荣发展,还应该组织撰写一批重要的过去不曾有的学术著作,在这方面我有意识地制订了一些课题,是不是基金项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课题重不重要,能不能写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其中《中国满族通论》始于1990年,用了6年时间完成。由于当时的研究水平,尚未达到今天的程度,故初稿完成后,经数年的反复修改,在2005年才出版,算是对20世纪我国满族研究的阶段性终结,这也是满族研究领域至今唯一的综合性著作,并获得辽宁省政府奖一等奖。而《满族文化史》也是前所未有的专门史著作,后来被两所大学确定为该专业方向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必读书,并在2015年被评为国家民委学术成果一等奖。

中国的满族研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现在亟需完成一系列大型的著作,我曾设想集全国高水平学者完成《满族研究丛书》,囊括满族与八旗两方面的主要内容,以总结展示我国满族研究的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大连民族大学的领导非常有胸怀和眼光,他们决定编写《中国满族通史》,计划全书为六卷,共200多万字的规模,这个决定令人敬佩。为了尽快落实这一计划,大连民族大学决定邀请我来担纲。我深知这部书可以说是满族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著,有总结我国以往满族研究学术成果的意义。学术的使命感让我觉得应该允诺这份盛情邀请,然而又觉得完成这部如此重要的著作有些才力不逮。犹豫之际,大连民族大学党委黎树斌书记,以及赵铸、王晓华等学校领导,副书记和人文社科李洲良处长相约谈话,其言大致是说完成这部著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万勿推辞。我被他们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只能勉力为之。好在我已力邀几位著名的满学学者共襄此事,他们均言应将此事作为应承担的学术责任来承担,其言其行不仅令我感动,也增加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您有哪些心得?有哪些教训?

:我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已经30多年了,回想起来确实有一些心得和教训。我的心得和教训都是在坚持做学问和如何做学问上。我进入学术研究这一行时,年龄已经相对较大,如何才能做到不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

回想我以前的学术经历,有五个方面的心得最为重要。

其一,做学问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这绝不是唱高调,没有这种认识就只能为讨生活而做学问,不会有大出息。我入行的时候,中国的满族研究尚未形成系统,而日本、德国、俄国的学者已经有了不少成果,并且多次来中国搜集各种资料,大有咄咄逼人之势。而我国学界,却尚未对满族的历史文化进行过深入全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更不要说这方面的高水平著作了。

当然,我们研究满族,不是为了与外国学界争胜,主要是因为满族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应该受到尊重和重视的。作为中国学者,有责任研究好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有责任宣示我们自己的研究观点和成果,有责任使中国成为世界满族研究的中心。有了这种事业心和责任感,才能有所作为,做其他方面的学问也应如此。今天我们的满族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全面发展的水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满族研究的中心,这是很多学者多年努力的结果,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其二,要明确和确定研究方向和目标。无论做什么学问,都要首先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目标。比如,满族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学术研究,其中包括历史学、文学、民俗学、语言学、军事学,乃至于档案、谱牒、建筑等等诸多方面,以一人之力难以完成,选择最需要和自己最擅长的方面作为目标和方向最为重要。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视角要由小及大,由微观到宏观,由感性到理性,最后由散篇论文形成著作,如此进行学术研究才能渐渐进入佳境。

其三,进行学术研究尤其是民族方面的研究,要选取最科学合适的方法,准备好相关学科知识储备。我研究满族文学和文化,并不完全从纯文学、纯文化的角度开展研究。要想深入研究,还要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社会、制度、意识和精神。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领域视野逐渐扩展,特别注意了从民族学的角度审视满族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并将其与中国的大历史、大环境相联系,眼界扩大才能在宏观把握和微观研究中得心应手。

经验告诉我,研究中国的民族,发展中国的民族学,单凭外国的理论进行指导是靠不住的。中国的民族与民族关系,有几千年历史记载的连绵不断的发展过程,与欧美的模式绝不相同,研究中国民族不重视中国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说到底会始终隔着一层。比如用国外“族群”的理念套解中国的民族,多少会有天方夜谭的感觉。我研究满族,便不会受此影响,我只重视民族自身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而西方的理论并不是建立在中国民族发展基础之上的,只有西方理论来适应它,而不是它的发展情况要适应西方理论,且西方理论很多,许多理论多为一家之言,只可以参考借鉴。

其四,学术研究要有独立的学术精神,在这方面,学术前辈曾进行过特别地强调,但做到独立自主,必以学识为前提。清代在新考中进士人中选数十名入馆为庶吉士,尚需要再学习三年,当时的进士已是饱读经史之人,他们尚且如此,何况今人。一生都努力学习是与能够做到坚持学术独立精神相伴而生的,自古以来这种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从具体方面讲,要坚持学术独立精神,首先要形成较为系统和核心的理念和观点,其次要发他人所未发,绝不人云亦云,即在自家学术思想基础上,以独特的视角、方法来研究独特的或他人未解决的课题。再次是你的著述一定要做到全面深刻、明晰准确,不给人以诟病的余地。做到这一点,也难也不难,难在需要对宏观及微观全面掌握,不难在于只要学识到了便可信手拈来。

其五,在学术研究中要自信而谨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都颇自信,是丰富的学识使得他们自信,还是自信成就了他们的学问,则很难说,当然无学问即自信那是自大。对我而言,我的一生都是在自信与谨慎中过来的,做一个合格的学者是我的目标,每天都在为目标努力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至于能不能达到目标并不重要,别人怎样看你也不重要,获不获奖更不重要,只要你有自信并且努力去做就行了,你的论著只要不是今天写了明天便无用,多少年以后仍会被学界认同就好了。我总觉得不谨慎就会出错,不自信就不会努力,不努力就只能混混日子。

此外,在学术生涯中还应该有三五学术挚友,相互促进,相互启发也很重要。

以上我的说法可能太理性化了,不过这确实是我最重要的感受。

关于我在学术生涯中的教训,也的确不少,有时想起来,会非常不安。比如,在我以前出的书中有一处年代搞错了,虽然我是照录史书,但当时读书不广,学问不深,理解上出现了问题,每当想到这个问题,便会想起父亲对我的告诫,自从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在著述中总是小心又小心,有些文章要放上一年半载再送出去。如果不是约稿的文章,我不会考虑杂志和出版社的“等级”,只要发表就好,所以谨慎和不自信也是需要的。

我还有一个遗憾,是还有一些学术计划和想法没有实现。比如原想完成的一些著作,现在看来难以完成了,平心而论,多少有些遗憾。我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我这一生都在科研单位工作,没有像在学校那样给学生上课,虽然也在一些学校作过讲座,但只能论一时一事,无法将自己的学术心得感受较为系统地传授给学生,现在我已年进老年之列,也只能这样了。

:搞文史的人多半钟情于传统文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具有传统文化精神的学者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表现,您喜爱书画,是否也与此有关?

:您说得很对,自古以来文人讲求“性情”二字,而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性情为何物矣。从古至今,传统文人多半都有这些方面的爱好和才能。比如苏轼的诗词歌赋和书法,郑板桥的诗词及书法、兰竹,都极有名。诗词歌赋可以明志抒情,是表达心境的重要方式。书画的作用也是如此,这并不仅是几种简单的艺能,它是与个人的品性追求相联系的。

不过在这几个方面,大多数学者精通琴棋的人不多,因为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精通琴棋需要大量的时间,而要成为古琴和围棋的顶尖高手,非穷极一生之精力不能达到,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支配和消费。因此致力于“诗书画”的人比较多,如果诗书画都擅长会被称为是“三绝之才”,能够具备这三方面的才能就相当不容易了。

我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对诗书画一直心向往之。而诗书画的才能不是天生的,也不可能无师自通,要说我喜欢诗书画,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在我的印象里。我父亲除了上课和研究学问之外,唯一的消遣就是写字画画,他的书法甲骨金文和真草隶篆均擅长,在这个时候我们总是在旁边看的。我父亲虽然将诗书画作为业余事情来做,但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他是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学学会会长、辽宁诗词学会顾问、辽海诗社社长。他的诗书画曾数度公展,被誉为书画界“辽东三老”之一,父亲的好友著名书法家沈延毅先生在展会题词中写道:“三绝刚露面,五经早蕴胸。老夫观画展,吾道震辽东。”

我很小就开始练字,后来父亲给我们双钩了孙过庭的《书谱》,一练就是几年。在这个过程中,我掌握了各种宣纸的不同性能和吃水吃墨的特点,了解了羊毫、狼毫、兼毫以及长短锋的各种特点、用法,写什么样的字就要用什么样的纸和什么样的笔都是有讲究的,至于墨色和颜料的调配方法及用途也要掌握,真正做到得心应手需要十年的时间。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姐弟四人也都喜爱书画。大姐张佳音就职于辽宁大学法学院擅长画梅和花鸟,二姐张佳讯就职于辽宁美术出版社工画牡丹,弟弟张迪就职于大连民族大学,诗书画印四者兼长,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境界,他曾在国内举办了七次诗书画展览,并出版了诗集《张迪律诗三百首》。

我以画兰竹为主,在我心里此兰竹非彼兰竹,是君子的一种表征,画兰竹就是画君子,展示君子之风。在文人画中,兰竹是最难画的,画界曾有“半生竹子一世兰”和“画竹十年,画兰百年”的说法,就是说要画好竹至少要十年的功夫,而兰则穷极一生也未必能画好。其中的道理是画兰竹必须有很好的书法功底,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还必须有对君子品格的理解、向往与追求,画竹无神,画兰似草,是不行的,兰竹似柔而刚的君子风骨,如果画不出来,不如不画,而画出兰竹的君子风格品貌,是兰竹的灵魂所在。

我的画可归入文人画一类,文人画讲究性情,讲究比兴寄托,不是为画而画,追求的是清高刚正的意境,表现的是文人风骨,要题写自作的诗文以表达画意,还应该使用自刻的印章,即在一幅画中诗书画印融为一体,这样才算完全。如果仅擅长画画那么就会缺少书卷气和儒者风度,文人画与品行、学问紧密相连,这是画好文人画的最重要前提。我无心成为书画家,只不过是对先贤们心向往之罢了,当然这也是陶冶和抒发自家性情的一种很好方式,闲来无事或朋友相求我会画上一些的。

:您进行学术研究已经多年,能否与青年学子分享一下您的研究心得和对他们的希望?

:现在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我的经验也许并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只能提供一些参考罢了。

过去有句话叫做“修行在个人”,成功与否全在个人是否将学术作为事业来做,而不是仅作为谋生的手段。当然学习先贤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很重要,搞文史研究的人,可以读一读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读进去会有收获的。

读书对于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但是要明确读书的目的、读书的范围、读书的方法,以及采用史料的方法技巧。

读书的目的在于提高学识,学即本专业本学科的知识,识即认知和思辨的能力,读书的内容以研究的主攻方向书籍占七,相关内容书籍占三为好。学问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过去讲文史不分家,其实搞民族学和民族理论,如果研究的是中国民族,那么中国史、中国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是必须掌握的知识,因为很多现象和问题都与历史和民族有关,不将现实与历史结合研究,会达不到应有的深度,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存在,在这方面青年学者应该特别注意。

读书的方法有精读与泛读之别,要善于辨别真伪。有些书是需要反复阅读的,如果能够在读书过程中将相同内容的史料合并同类项,分别记录,比如欲研究人物或事件,可以将人物、事件等等的发展条件、时间、过程、原因、结果的史料分类记录,那么就可以在参考其他书籍史料的基础上比较容易地写成一篇论文。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历史资料和原文文本的阅读研究,对记载矛盾的史料要慎重对待,对今人出版的研究论著,只可以作参考和从正反两方面读之,尽信书不如不读书。

写作学术论著,选题非常重要,从选题上,即可以看出学术水平和能力的高低。写作论著在新角度、新观点、新资料、新写法等等要求方面,都应予以注意,要有新意。曾经有研究生问我学术论文怎样写,这个问题既好回答也难回答。因为论文的写法有固定的程式,比如要选定有价值的题目,要有明确的观点、详实的资料、清晰的层次、严密的逻辑、简练的语言、准确的标点等等,即使明白了这些,但还可能不知道如何下笔。我的经验是在掌握了这些要求之后,还要明白不同内容的论文写法是不相同的。从大的方面讲,论述人物与论述事件的论文写法就不一样,阐述性论文与考证性论文写法也不一样,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写法还不一样等等,就是同一类论文比如“概论”“述论”“通论”“散论”“刍论”等等写法也会有区别,甚至可以说一篇论文一种写法,而且在笔法上也可以有多种变化。

那么怎么办呢?注意三点很重要,其一是要选择最有价值的课题和题目。其二是多修改多请教,多写多改自然会驾轻就熟,别无良法。其三是以阐述清楚为最高原则,写作表达要以此为准则。围绕中心论点,用最清晰的层次和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大致是不会错的,总之不仅要自己明白,别人也能看明白。其四是一定要用书面语,语句宜短,现在不少文章参用了口语,有些四不像了。八十年代以前老一辈学者的文章可以多看,有些是可以作为范文来学习模仿的。

此外,从形式方面看,上乘的论著应该清通严谨,厚重沉着而又富有文采为上,这也是“文章”二字的含义,如果读来能够朗朗上口就最好了,有时文笔的好坏会决定一篇文章的价值和影响力。总之,学术研究和论著的写作是一项综合能力,学识深厚、认真踏实才是根本。

说到希望,在目前环境和价值观的条件下,年轻人的想法是多元化的,我倒是有很多可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不过我最想向他们说的是,不管你做什么工作,既使是目前你不很理想的工作,也要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这关乎人品的培养,因为做好任何一种工作人品都是最重要的。如果入了教学和学术研究这一行,就应该确定更高的目标,把自己造就成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

:听君一席话,胜读万卷书。在此,对您能接受采访再表谢忱。

 

 

 

张佳生先生学术简介

张佳生,字厚公,又字汉台,号承风堂主人。1948年6月生,籍贯山东长清县,生于重庆市。1982年7月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同年入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工作,现任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大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二级研究员。

1984年起任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后任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现为名誉所长。1985年创刊《满族研究》杂志,任副主编、主编,现为名誉主编。曾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社科联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满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专家通讯评委、辽宁省专家库民族学专家、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社科优秀成果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等等。

从事民族学和满族研究三十多年,其研究内容和成果在国内外具有影响,是东北地区民族学和满族研究的开拓者。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满族与长白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关系》,并完成多项省部级研究课题。主编出版了《中国满族通论》《满族文化史》《满族文化资源与开发》《满族历史与文化简编》《满族与长白山》等综合性著作,出版了《八旗十论》《清代满族诗词十论》《清代满族宗室文学》《清代满族文学论》等个人专著;先后在学术期刊发表《如何正确看待满族之浅见》《满族文化总论》《满族文化研究百年》《满族文学研究百年》《论满汉民族关系》《满族文学的民族特征》《清代满族诗歌概论》《清代满族词坛述论》等学术论文90多篇。其成果除了对满族历史、八旗制度、文化和文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外,还提出并论证了“八旗意识”“八旗文学”等新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观点,发表了《八旗意识论》《八旗制度对满洲的文化整合》《八旗制度对满族的社会整合》《八旗文学的历史分期》《八旗文学及其形成原因》《八旗中汉人满化现象及原因》等一系列论文,开拓了满族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

 创办并主持《满族研究》杂志工作20多年,以推进满族研究繁荣为宗旨。在坚持学术质量的过程中,杂志集中刊登了我国满族研究的重要成果,成为满族研究的主要学术园地,记录了中国满族研究的发展历程。国内几乎所有著名满学家都受邀在《满族研究》上发表过论文。同时注重青年学者的培养,目前许多作者已经成为各单位的学术骨干。杂志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文类民族学类核心期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促进我国满族研究事业的持续发展起到了作用。在推进学术发展方面,1989年主持举办了“中国首届满族历史文化研讨会”,而后又举办了“首届中国满学高峰论坛”等重要的学术会议,在满学界产生了影响。

 

张佳生部分论文著作(1985-2014)

 

  • 重要论文

 

 

 

题目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1

昭槤与《啸亭杂录》

满族研究

1985年8月

2

纳兰性德的词学理论

社会科学辑刊

1986年3月

3

麟庆及其《鸿雪因缘图记》

满族研究

1986年4月

4

纳兰性德诗赋论二评

满族研究

1987年4月

5

铁保与《惟清斋全集》

满族研究

1987年10月

6

永瑆和《诒晋斋集》

社会科学辑刊

1987年8月

7

八旗文论五评

民族文学研究

1987年12月

8

八旗诗论五评

满族研究

1988年4月

9

如何正确看待满族之浅见

民族研究

1988年6月

10

论纳兰性德的文学思想

满族研究

1988年9月

11

清代满族妇女诗人概述

满族研究

1989年4月

12

论清初满族词坛

民族文学研究

1989年12月

13

袁枚与八旗诗人

——兼谈满汉诗歌的关系

满族研究

1989年12月

14

清代中叶满族词坛兴盛之原因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12月

15

论满汉民族交往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93年3月

16

满族小说产生于清代中期的原因

满族研究

1993年4月

17

康熙朝满族文学兴盛的原因

满族研究

1995年3月

18

雍正朝满族文学及其发展环境

满族研究

1995年6月

19

满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特色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6年11月

20

论《儿女英雄传》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8年3月

21

满族文化总论

满族研究

1999年9月

22

中国满族文学研究百年

民族文学研究

2002年2月

 

题目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23

论满汉民族关系

满语研究

2002年12月

24

满族文化研究百年(上)

满语研究

2003年6月

25

满族文化研究百年(下)

满语研究

2003年12月

26

“八旗意识”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摘要

2004年8月

27

论八旗意识及产生条件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4年12月

28

天上人间情一诺

——论纳兰性德的悼亡词

民族文学研究

2005年2月

29

重读甲申

——写在八旗入关360周年之际

满族研究

2005年6月

30

论八旗入关前民族人口的迁徙集结及其作用

满族研究

2007年9月

31

“纳兰气象”论

民族文学研究

2008年8月

32

八旗制度与满洲文化整合

黑龙江民族论丛

2008年3期

33

八旗入关前的满洲认同意识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8年5期

34

满族诗歌对长白山的歌颂

黑龙江民族论丛

2009年5期

35

乾隆时期满族的民族意识与长白山

满语研究

2009年6月

36

鄂貌图考论

满族研究

2010年1期

37

八旗牛录建制与满洲之民族整合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1年3月

38

八旗制度与八旗社会之整合

满语研究

2011年12月

39

论“满洲八大家”及其形成演变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2年1月

40

清太祖名讳汉字写法考论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3年3月

41

满族的女真意识与“满洲”意识

——清代满族民族意识的形成发展

满语研究

2013年6月

42

盛京文化的形成与特色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4年7月

43

康熙帝与清初词坛

民族文学研究

2014年1期

44

满族入关与天下一统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4年6期

45

曹寅身份经历浅论

曹雪芹研究

2016年2期

 

 

二、主要著作

 

 

 

书名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清代满族诗词十论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3年9月

2

满族历史文化简编(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5年10月

3

满族文化史(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9年10月

4

清代满族宗室文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2年9月

5

中国满族通论 (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5年7月

6

八旗十论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年7月

7

清代满族文学论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9年12月

8

满族与长白山(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1年8月

9

满族文化资源与开发(主编)

白山出版社

2011年5月

 

 

文章来源:邸永君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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